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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鍇:一部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長時段觀念史——
評《羅得島海岸的痕跡》

2020-06-08作者:孟鍇 刊發媒體:社會科學論壇瀏覽人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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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得島海岸的痕跡:從古代到十八世紀末西方思想中的自然與文化》(商務印書館2019年出版)


 

  20世紀中期以來,隨著環境污染、氣候變遷等問題越來越成為人類面臨的緊迫問題,如何重新理解人與自然的關系,成為學界普遍關注的問題。與此同時,回到思想史,在長時段、跨學科的深廣視野中探討“人與自然”觀念和思想變遷的歷史脈絡,對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和反思當代問題,更好地面對未來,無疑十分重要和關鍵。20世紀60年代,著名地理學家格拉倫斯•格拉肯出版了他披瀝十余載才最終付梓的、六十余萬字的洋洋大作《羅得島海岸的痕跡——從古代到18世紀末西方思想中的自然與文化》一書,為我們的時代貢獻了一部極具借鑒意義的自然思想史巨作。這本書的中文版也在克服了諸多困難、經歷了長達六年的精心翻譯之后,于2017年12月由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

  格拉肯站在西方思想史的角度以人與地球之關系的三種具有代表性的觀念——神意設計的地球觀念、環境影響觀念,以及人作為地球施動者觀念——及其變遷為線索,梳理了一個在人類歷史上一直被隱含地思考的問題:人與自然的關系。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盡管這三個觀念中的一個或數個在直到18世紀末的西方思想中都有很大影響,但是到了19世紀中后期和20世紀,學者們都選擇自然環境影響或人類文化影響作為論述的中心,與格拉肯幾乎同時代的其他學者再沒有人像他那樣:以“神意設計的地球”這個似乎已顯過時的觀念作為核心,在這個包含了統一性、目的性、均衡、秩序等含義的觀念之下,牽連出另外兩個擁有自己獨立存在和歷史的環境、人類活動(或稱文化)對地球影響的觀念。為了能在人與環境關系變遷的自然、人文背景中更好地探究這些觀念,格拉肯也像費爾南 • 布羅代爾寫作《地中海史》那樣,從若干“長時段”的視角分析始自希臘化時期,貫穿于基督教中世紀、地理大發現以來的兩三個世紀,以及標志著一個傳統社會行將結束的18世紀這兩千年的人類自然觀念的變遷和其對人類的影響,也像洛夫喬伊寫作《存在巨鏈》那樣,跨越眾多的學科分析“觀念的歷史”。

  格拉肯的“古代”,從希臘、羅馬時期,尤其是希臘化時期開始。這不僅因為“神意設計的地球”的成熟觀念始于這一時期,也因為“有大量理由相信,近現代對自然態度的根源存在于希臘化時期而不是更早”;在希臘化時期,由于城市生活的擴大化而導致這一時期有可能成為“西方文化中自然與人文景觀之間差異最大化的時期之一”,出于對城市生活的批評而贊美自然、謳歌人與自然和諧的聲音,充斥著那個時期的哲學、詩歌與藝術。這是一個與我們時代的問題充滿相似性的自然思想開端。正因如此,作者賦予希臘化時期以格外的重視和篇幅,而這一時期奠定的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模式,在直到18世紀末的歷史中,并沒有被徹底超越或放棄,雖然一再重復和深化。

  “神意設計的地球”這個基本觀念源自柏拉圖的工匠神目的論和亞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論,在希臘化時代得到了充分的光大。斯多葛學派和伊壁鳩魯學派的思想家是其代表人物。西塞羅的《論神性》和盧克萊修的《物性論》是代表了兩個學派自然思想的最重要文獻。在持神創論思想的斯多葛學派那里,地球是一個神意設計出來的、有目的、和諧有序、統一而“完滿”的世界;眾神創造了各式各樣的生命且提供條件滿足它們,創世的頂點是位于生物等級體系頂點的 “人”;人類作為地球的照管者,能夠通過卓越的理性創造更美好的生活。在這里,地球整體的目的性,人與自然作為生命之網的和諧、聯系與統一性,以及人類中心主義、對于人類理性的自豪與信任,都作為不言而喻的結論明確下來。伊壁鳩魯學派傳承了亞里士多德自然主義的精神衣缽,盡管反對神創目的論,卻與前者共享一種拓展了的自然統一與和諧的觀點和內在終極因觀點。在盧克萊修的《物性論》中,伊壁鳩魯派學者通過對自然地理及其運動過程的觀察、歸納和邏輯思考,引發了自然法則和由此而來的自然秩序觀念。不同于斯多葛學派的樂觀主義,伊壁鳩魯派將自然比擬為有著生命周期的有機體,于是順理成章地得出了地球環境的不完善性、不能滿足所有生物需求的“自然吝嗇”觀點,以及自然必然衰老、機能退化的悲觀主義思想,也從而得出了改造自然以改善人類命運的必然結論。兩個學派的思想互相交疊和補充,成為“神意設計的地球” 的核心內容。

  這一成熟于希臘化時期的思想影響深遠,貫穿于幾個長時段歷史,直至18世紀末期。盡管隨著時間和環境的變遷“神意設計的地球”觀念沒有完全保存它的種種含義,但也“沒有完全喪失它們原初的特征”,成為人與自然關系其他學說的基礎,以及人類自然實踐的精神指引。在啟示神學占主導的基督教中世紀,根據六日創世文獻的闡述,世界無疑是設計的,上帝創造了世界,人在最后一天被創造的順序解釋了人作為上帝的仆人有權代表上帝行使管理世界的權柄。世界“完滿”來自上帝的智慧和慈悲,“自然吝嗇”因為人類墮落導致萬物均受詛咒,同時給予人通過辛苦勞動洗刷罪過的機會。圣托馬斯•阿奎那在繼承兩種目的論思想為自然神學和啟示神學劃分界限的同時,也在基督教信仰下將兩種目的論做了較為完美的結合。在近代早期,也就是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后的兩三個世紀,物理神學代替啟示神學越來越成為主要的哲學思想,設計論和終極因的觀念依舊活力不減,航海活動帶來的新證據也被拿來證實造物的神圣。這一時期諸多思想家對環境問題的回應大多帶有“自然完滿”或“自然吝嗇”觀念的清晰印跡。黑爾爵士認為,自然為了防止生命超載,才創生出各種“修剪辦法”, 如地方性的與世界性的傳染病、水火災害,以及戰爭。這一論述帶有明顯自然神學的痕跡。在雷約翰那本物理神學的典范之作《上帝創世中表現的智慧》中,自有其目的的自然,無疑是恒久而豐饒多產的,這是一個毋須過多解釋的前提;盡管作為自然主義者的他,在書中更多地談到土壤肥力改良以增加生產這種人類技藝。盡管隨著新科學的發展,人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終于到了可以與設計論的腳手架拆開的時候,但是直到整個18世紀,物理神學仍然是研究生機勃勃的大自然以及我們這個可居住的地球的主導思想。例如,作為生態學家和植物分類學家的林奈,他對自然組織法則中“設計出來的秩序”持明顯的贊成。早期探索美洲大陸的科學家亞歷山大•洪堡, 他的論文遵守了多樣性以統一性為原則和自然中均一與平衡的原則。馬爾薩斯學說中生命的多產與自然的吝嗇之間的強烈沖突回到了希臘化時期兩種設計論的對話。以及布豐《自然史》盡管熱情贊美人類文明對地球的改造,但認為人的力量有著神圣起源,人注定要不斷地推動自然的完善,等等。以上種種,無疑都證明了“神意設計的地球”觀念,或稱目的論自然觀,在兩千年的觀念演化史上,如何自始至終發揮著決定性的影響。

  格拉肯對于另外兩種代表性的思想:“地理環境影響”觀念和“人作為地球施動者”觀念,也做了非常細致、豐富的研究。但是無疑,這些觀念因受到“神意設計的地球”觀念的影響而具有了整體的自然觀。歷代都有思想家根據環境影響從而生物適應的邏輯,推導出差異化的人類體質類型、情緒、精神,進而影響到人的觀念、習俗、法律等文化內容,造成了人類的差異化發展。例如托馬斯•阿奎那的《論王權:致塞浦路斯王》一書,就部分地關注了自然環境與國家治理的關系;讓•博丹的《歷史的方法》《共和》作為近代早期的環境理論,以較為穩定的自然環境作為歷史和當代生活的基礎。但自然在這里都作為一種不言而喻的整體性的存在。在“人作為地球施動者”這一主題下,人們改變地球面貌的勞動和實踐,大多體現出追求自然與人文融合一體的理想。在中世紀,作為上帝仆人的人類墾荒排澇的諸種活動,不僅關乎人自己生活的改善,更關乎協助完成上帝創世的工作以及彰顯上帝的榮耀。即使到了近代早期,培根哲學提出了“控制自然”的堅定信念,但是他的這一功利地對待自然的態度,也始終沒有與更一般的神學原則相背離。到了18世紀這個人類對自身力量不斷覺醒、新工業技術迅速發展的新世紀,諸如自然的統一性、人作為自然的“協助”角色這些來源于“神意設計”的內涵,仍然從哲學和知識的傳統中繼承下來,雖然又加入了新的東西。直到那時,包括森林砍伐、沼澤排水、運河建造等在內的人類種種活動,其對自然改造的速度在自然恢復力的平衡之下,尚沒有出現令人震撼的無法挽救的結果,那依舊是一個前工業的傳統社會,盡管已到了結尾處。

  格拉肯這部著作論述的歷史結束于18世紀末,因為關于自然的思想自此以后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進入19世紀之后,進化論哲學開始流行,知識越來越專門化,使得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徹底拋棄了神意的基礎和整體的考慮。人類對地球的任性的干預,也越來越充滿無法預知的不確定性,這種情況到20世紀發展到極端。 或許你要問:為了維持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調和,難道我們必須要回到某種神創論嗎?當然不是。正如格拉肯在本書第十一章中所引用的康德的觀點,康德并不承認各種終極因和目的論(康德認為地球表面狀況是歷史事件的結果),但他卻同時聲稱目的論是有用的,它可以作為一個向導、一個規范性概念,可以“作為我們反思最高來源的基礎”。在人與自然關系的領域,當一切超乎人類利用之上的目的被撤銷,也必然會使得人與自然關系的倫理失卻堅實的依據,這恰恰是格拉肯對人與自然關系現代思考中最為關切的地方。

  這本書的中譯本,采用了英文原版的卷首插圖作為封面,表現了維特魯維的《建筑十書》中講述的一個故事:蘇格拉底派哲學家亞里士提普斯船只失事,落難羅得島海岸;他突然看到海灘上畫著幾個幾何圖形,于是向伙伴們高叫:“讓我們慶賀吧,因為我看到了人類的痕跡!”理性讓人從自然界中分離出來,獲得了一種力量;但這種力量要能持續地帶給人類福祉,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取決于人如何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平衡。克拉肯通過長時段歷史和觀念史視角的分析,使得人類對于自然的統一性、目的性、秩序性等的理解這一“神意設計觀”,在兩千年的漫長時間里如何穩定地調解了人類活動與自然力量之間那些不平衡的趨勢,進行了如此出色的闡述,對于當代面臨人與自然關系新困境的我們,無疑仍然存在巨大的啟發。

原載《社會科學論壇》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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